18年前，我进了一家文化公司做繁体字校对员，领导让一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老者做我的师傅。
师傅经常教我一些繁体字，还传给我不少实用校对技能，一些我失校的地方也帮着一一订正。空闲时，师傅总让我看一本很烧脑的小开本杂志——《咬文嚼字》，并经常跟我讨论里面的内容，有些文章还是他写的，我的业务能力不知不觉间提高了不少。
师傅不喜欢闲着，只要一空下来，就要找点事做，比如帮保洁大妈换桶装水，或者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有时用繁体字默写《千字文》《长恨歌》，还有日语五十音图，有时则用圆珠笔画《蒙娜丽莎》……
有一次，单位要再版一本少儿读物，里面有英雄好汉的故事，其中“成吉思汗”的“汗”字有注音，原版中注了第四声，师傅把它改成了第二声。不料为了这么个读音他竟和编辑吵了起来，互不相让。办公室没有合适的参考文献，我在网上查了半天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次日，师傅带来了两本书，一本是人教版九年级语文课本上册，另一本是某出版社出的《毛泽东诗词》。他从中找出了《沁园春·雪》这首词，注释部分清楚地证明了师傅是对的，那位前一天嗓门大过师傅的年轻编辑顿时哑口无言。
师傅一向对外来语的规范翻译很重视。当时各类刊物上“爱滋病”和“艾滋病”混用，连《辞海》也认可这两种译名，但师傅一直坚持用后者，为此经常和编辑产生些不愉快。师傅认为这一译名的统一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从音译的角度讲两种译法都行，但“爱”是个神圣的字眼，不该用在对人类健康危害甚大的疾病名称中。若干年后，新华社和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同行的想法竟和师傅不谋而合，从而统一了这个译名。
星期一是我们传统的无偿加班日，每周几乎一半的工作量都会累积到这一天。过了下班时间，大家就开始发牢骚。这时师傅就会对我说：“稳住！稳住！相信我，这种时候最容易出差错了。先喝口水，你一定要稳住。”多年后，每当编辑在边上催稿时，我总能按既定节奏来干活，以免忙中出错，同时心里默念着“稳住！稳住！”。
遗憾的是后来师傅因言语得罪了领导而被解职，随后领导给我加了薪，并让我当新同事的师傅。
我把师傅教的东西几乎都传给了新同事，他们也逐渐胜任工作了。不久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我跳槽去了某日报社做校对员。
几年后，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让我尽快给他们单位找个资深校对员，我马上推荐了师傅，没想到他在那儿干了几天就辞职了。
朋友大惑不解，向我讨说法，我立马给师傅打了电话。
师傅告诉我由于年事已高，又赋闲了这些年，他的反应能力已大不如前，目力也每况愈下，过去很容易发现的差错现在时不时会失校，那感觉就像一个力不从心的守门员在球场上拼命扑出接踵而来的点球，一不留神就失误了。他还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已陈旧，逐渐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步伐了，这个问题在短期内几乎无法解决。人家既然出钱请他做事，就得对得起人家。每一行都有规矩，当你不能胜任工作的时候，就得退下来，千万不能硬撑，否则既砸了自己的招牌，也给别人带来了损失。“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数月后的元旦，师傅给我发了祝福短信，并告诉我他当上外公了，每天在家和老伴带外孙，忙得不亦乐乎。他已退出江湖，不干老本行了。
我想：师傅过去是一位优秀的校对员，现在也一定会成为一位令人尊敬的超级外公。“金盆洗手退身去，从此天地隐一龙。”